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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寿柏应声开门，几乎是同时，旋风似的窜进来四个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扑向李奉元和倪尧祥。樊寿柏则迅速把房门关闭，扣上门锁保险。李奉元刚刚从公安学校毕业，虽然受过一些擒拿格斗训练，但公安学校的目标并非培养散打运动员，他那手本领不过三脚猫水平，对付寻常小贼还可以，猝不及防之下被两条大汉夹攻，很快就被打趴下了。倪尧祥倒是当过兵的，在朝鲜战场上跟外国兵肉搏过，搏斗经验丰富，因此，对付他的那两个男子不但占不了上风，其中一个还被他一拳砸倒。另一个倏地拔出了匕首，倪尧祥稍一愣怔，立即把手伸向怀间掏枪，却被樊寿柏从后面扑倒。那个倒地的家伙也爬起来了，三人一起动手，将倪尧祥制伏。

　　据前台当值的服务员郝秋水说，她下午五点接班后一直待在柜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除了住宿的旅客，没有其他人进来过。而据旅客王某、程某反映，他俩傍晚从外面回来时，看见一个胖子青年背着手在院子里溜达，穿一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呢便帽——这身装束，正是那个假樊寿柏作案时的穿着，只不过上衣外面套了一件蓝色旅馆工作服。至于后面四个案犯是怎样进来的，则没有人看到。不过，案犯逃离现场时倒是有不止一人看见，都说是从右侧楼门出去的，步履匆匆的样子，但并没有人跟作案联系起来。

　　旅馆里包括樊寿柏本人在内的全部员工都说并不认识那五个案犯，也未向其他人透露过旅馆内部或者旅客的信息，更没有人向他们打听过此类信息。至于假樊寿柏作案时穿的那件旅馆工作服，经辨认是旅馆服务员老秦的。他今天轮休，昨天下班前把工作服洗了晾在院子里，准备第二天上班时穿的，没想到被假樊寿柏拿来当道具了。但刑警估计这应该不是什么顺手牵羊的动作，而是事先策划好的一个环节，否则潜入现场后没有工作服穿怎么办？抢劫对象是公安人员，假樊寿柏没穿工作服就直接叩门进去，光凭一张嘴蒙得了人家吗？

　　这时，“友好旅馆”的上级单位南关区饮食服务公司值班领导接到报告后赶来了。领导姓赵，不久前刚从部队转业，在区饮食服务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赵书记曾当过侦察兵，尽管跟刑警职业不同，但脑子还是蛮活络的，考虑事情细致周到。听刑警简单介绍过案情，他分析说，案犯获取相关信息应该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从旅馆这边获取，另一条是松江那边有人跟两位外调人员过不去，或者是想阻挠调查什么的，就一路跟踪过来，弄清楚他们下榻在“友好旅馆”后，雇佣长春当地人对他们下手。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公安人员虽然不是军人，但丢失武器乃是大事儿，回去是要受处分的。所以，这会不会是松江那边的犯罪分子针对二位外调人员作的案？

　　二、金哥其人回到分局，专案组六人对侦察兵出身的区饮食公司赵书记的猜测进行了讨论，即松江当地的不法分子指使长春这边的案犯对李奉元、倪尧祥实施抢劫，最后一致排除了这种可能。此时距长春解放已经七个年头，社会治安日趋良好，成帮成伙的刑事犯罪分子基本绝迹；即便有某个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团伙正在酝酿出笼，距长春数千公里之遥的江苏松江的不法分子又怎么会知道？这种可能性不是说绝对没有，但目前来讲，专案组刑警认为还是应该盯着直观的、一想就通的疑点调查。

　　郝秋水二十出头，其兄郝冬雪原是“友好旅馆”的茶房。1951年，人民政府动员爱国青年保家卫国参军入伍，赴朝打击美国鬼子，二十一岁的郝冬雪参加了志愿军。出征前夕，樊老板特地在旅馆设席为郝冬雪饯行，当众宣布待郝冬雪复员回国时，如果还想在“友好旅馆”干，一定给他留一个岗位。没想到，1953年夏天郝冬雪在朝鲜牺牲了。今年“友好旅馆”酝酿公私合营时，樊老板想起自己当初的承诺，寻思郝冬雪成了烈士，不能回旅馆工作了，但他的家人是不是都有工作呢？于是，郝冬雪的妹妹郝秋水就成了旅馆的一名正式员工。

　　郝秋水是8月间上班的，到前天刚好两个月。第一个月由老员工带，第二个月就放单飞了。她知道自己上岗时间不长，经验有限，想做好这份服务工作，就要在细心、耐心、和蔼可亲上下功夫。那天她接待李奉元、倪尧祥时，看两人出示的工作证是江苏省松江专区公安处的，知道两人是警察，在登记时便问：“本店有为旅客保存贵重物品的服务，您二位有什么贵重物品需要保存的吗？”见那二位摇头，姑娘又提醒了一句：“你们带枪了吗？手枪也可以保存的。”

　　这话双方说说应该不算什么，问题是，郝秋水回忆下来，当时前台靠墙的那张长木椅子上还坐着另一个旅客。“友好旅馆”有伙房，向旅客提供早中晚三餐，需要用餐的旅客可以在前台买饭票菜票。该旅客就是来买饭菜票的，他过来刚对郝秋水道明来意，李奉元、倪尧祥两人正好进门说要住旅馆。郝秋水要给他们登记，就请那位旅客坐在一边稍候。现在，郝秋水回忆起了这个情节，那位旅客就成为专案组刑警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那么，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现在人呢？

　　刑警立刻致电永吉县供销社，查询是否有奉派出差长春的柳明贵其人。接电话的人说本单位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问明对方是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后，又主动告知了一个情况：一个月前，县供销社办公室遭到撬窃，被窃的物品中有半本空白介绍信，都是盖了公章的。不过，介绍信都有编号，被窃的那些介绍信编号的最后两位数字均是70以后。刑警一翻旅客登记，柳明贵用来住宿的那纸介绍信的编号末二位数字是72，由此断定这家伙所用介绍信是永吉县供销社的失窃物品之一。

　　接下来就要调查这个叫柳明贵的家伙是否跟抢枪案有关。旅馆方面说，此人在10月14日下午三时许入住，说是来长春出差的，但并没看见他到外面去过，一直待在旅馆里，有时来前台坐坐，跟郝秋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磕牙；或者去旅馆食堂，让大师傅炒上几个菜，邀其一起喝酒聊天。郝秋水曾问过他住下后怎么不出去办事，他说自己的差事需要两个人去办，他在等另一个同事。刑警跟大师傅聊下来，得知柳明贵确实向他貌似随意地打听过旅馆内部的情况，他呢，喝着人家的酒，自然有问必答，但因为酒喝得有点儿多，此刻让他回忆究竟问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他早就想不起来了。

　　永吉县公安局刑警队介绍，供销社那起窃案发生于9月17日夜间。那天是星期六，供销社按例留一个干部值班，加上传达室负责看门和收发的钟老头儿，一共两人。供销社设在一所废弃的庙宇内，四周都是二人高的砖砌围墙，进出就是山门。供销社的职能比较单一，一般说来，夜间和节假日轮值的干部比较省事儿，诸如县委县政府下指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之类的紧急情况，一年也轮不上一次。所以，干部也好，门房也好，晚上值班就是睡觉，这已经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了。可是，这天晚上却出了事儿。

　　睡到下半夜两点多钟，宋浩醒了。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冷风吹醒的。9月中旬东北的天气，白天气温还比较温和，到了深夜，去户外待着的话，只怕要披件棉衣了。这时候晚上睡觉都得把门窗掩上，不关严不要紧，但敞开着肯定是不行的。宋浩体质比较弱，睡前是把门窗都掩上的，醒来一看房门开着，不禁有些奇怪。再一想更不对了，即使房门打开了，也不至于有冷风吹进来呀，外面走廊两头的门可都是关着的。他越想越不对头，遂起来查看。灯一打开，根本用不着出门他就明白了——屋里进过贼了，办公桌的抽斗都开着呢！

　　报案后，县公安局刑警队正副队长、指导员悉数出动。根据现场的指纹、脚印判断，案犯至少有三人。其作案方式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在倚靠后围墙而建的食堂伙房的墙壁上打了一个直径五十厘米的洞，钻洞而入，作案后循原路逃离现场。县局刑警将获取的指纹与之前曾被打击过的案犯的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其中一个指纹与一年多前因盗窃、抢劫被判处十年徒刑的流窜犯陈望富相同。县局急电劳改农场，对方告知该犯于两个月前越狱脱逃，农场方面已经进行过一轮追捕，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既然这厮又犯下了新的罪行，那就烦请永吉县警方将其缉拿归案，到时老账新账一起算。

　　其一，说此人姓金，三十来岁，伪满时期曾当过警察，东北解放后坐过牢，刑满释放后无业，生活来源基本是靠那些后出道的小混混儿“孝敬”；其二，说此人以前去过日本，日语说得不错，参加过伪满军队，听说跟日本特务机关也有勾搭，东北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深山老林挖棒槌，挖到过几棵高品相的，发了点儿财，以此为本钱跑单帮做起了倒儿爷，把关外的药材、土产贩到关内，又把关内的衣服、收音机、自行车之类贩到关外，据说生意不错；其三，说金哥并不姓金，而是姓崔，曾跟朝鲜族人混过很长一段时间，一口朝鲜话非常流利，还会说日语。之所以称其“金哥”，是因为此人出手阔绰，挥金如土，嗜色如命。至于他的钱钞是从哪里获得的，那就说不清楚了。只知道此人脚踩黑白两道，合法非法的钱都要捞。

　　认准门头，乞丐开始行动了。好家伙！一下子来了十多人，也就转眼工夫，袁家的大门上已经涂满了粪便污物，臭不可闻。袁冬玲自己还不知道已经着了道儿，听见邻居在外面一阵惊呼，开门出来一看，不由大惊失色。邻居通过居委会报告了管段派出所，户籍警来看了看，知道这是因为得罪了乞丐，但也无可奈何。乞丐一直是城市的顽症痼疾，即便是现在，也没办法根治，何况是六十年前。那年月，别说户籍警了，就是分局治安部门也管不了这种事儿。袁冬玲也知道警察解决不了，遂决定自己想办法，非要出这口恶气不可！

　　为此，她去找了新结交的男友金哥。金哥长期在道儿上混，对丐帮自是了解。他立刻让人给丐帮捎话，让他们去苦主那里放烟花爆竹赔礼道歉，否则……大家都是道儿上人，后果就不说了。当时长春市区的乞丐人数不算多，也就一二百号，以区为界自然形成六个帮伙，帮伙的老大互相之间有联系，以便遇到大事可以联手行动。现在，长春道儿上有点儿名气的金哥发话了，袁冬玲住处那一片的头道沟丐帮老大有点儿紧张，于是跟其他五个老大通气，商量此事该怎么办，是乖乖就范登门赔礼道歉呢，还是另谋解决方式。诸老大商量下来，决定纠集全市乞丐中能打善斗的主儿，约个时间，跟金哥斗上一回。

　　诸老大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解放已经五六年了，人民政府对金哥这样的黑道势力与对丐帮的处置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打击，抓住了依法惩办，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那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劝告、收容、安排出路，反反复复不听的，这才抓进去，但也不送看守所，跟法院监狱更不沾边，而是送农场强制劳动——当时劳教条例尚未颁布，这种劳动名曰学习，其实就是劳教，不过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文件上写明了的。所以，丐帮诸头领认为金哥不敢为这点儿区区小事真的跟丐帮干起来。

　　当晚，丐帮调集得力人手，一下子集中了三十人，各带匕首、钢管、石灰包之类。赶到约定的地点一看，大家都愣了！金哥还真的是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毛哔叽黑色夹风衣，头戴黑色礼帽，下着薄呢马裤，足蹬高帮皮靴，俨然一个小开模样，双手插在两侧的衣袋里，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这一幕使丐帮诸老大吃惊不小，连忙转头四顾，怀疑这主儿是不是在周围埋伏了大队人马。金哥见他们驻步不前，微笑着招手：“不是来了吗？怎么不过来呢？过来咱唠唠。”

　　到这当儿，诸老大已是进则不稳，退则不妥。互相使个眼色，示意身后那群跟班留在原地，他们几个才走上前去，来到距金哥三米处时，齐齐站定，但谁也没有开腔。倒是金哥又开腔了：“诸位老大来了，很好，我的话已经捎过去了，想必你们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你们带这么多人过来，是想打群架？这就给政府添麻烦了，也是给新社会抹黑，我觉得不妥。这样吧，咱们能不打就不打，一定要动手，那就举手不留情了。不过呢，在这之前，我先给各位看样东西……”

　　这起抢劫案发生的时间似乎不合黑道作案常规，竟是在上午八点过后发生的。苦主名叫耿连忠，是个三轮车工人；其妻庄秀凤无业，照料子女从事家务之余，在自家门口摆个摊头，出售香烟火柴等小杂货。这对夫妇一共生了五个子女，这在如今的城市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55年时并不少见。当时政府主张“人多力量大”，号召百姓多生多育，生三个孩子以上的还被授予“光荣妈妈”称号，享受育儿津贴。不过，生五个孩子，毕竟吃饭的嘴多，像耿家这样的，经济压力是比较重的，这对夫妇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好在，近日他家获得了一份意外之财——

　　那是七八天前，有一对归国探亲的华侨夫妇和在长春的亲戚大大小小六七口去百货大楼购物，这华侨自己也带着一个三岁男孩儿，属龙的，乳名就叫龙儿。到了百货大楼，一干人挤在柜台前挑选绒线，一不留神龙儿溜开了。孩子走没多远，遇见一个职业拐卖儿童的河南男子，见龙儿独自一个走来走去，寻思机会来了，当下便上前施展“拍花”手段，一瞬间就把龙儿麻倒，抱起就走。大人发现龙儿不见了，自是着急，于是分头寻找，华侨夫妇更是急得扯开嗓门大叫“龙儿”。有顾客曾经在楼梯上遇见一个男子抱着一个男孩儿下楼，过来一说，大伙儿情知不好，赶紧出门寻找，哪里还有那小宝贝的影子？华侨太太当场哭倒在地。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弄清情况后，建议家属立马去派出所报案。

　　华侨夫妇听民警介绍了情况，拉着耿连忠的手再三称谢，还拿出一千元钞票硬塞给老耿。那个年代，一千元人民币对于耿连忠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了。当时社会上像耿连忠这样家境的市民有的是，新社会提倡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又断绝了炒股票、私人开公司等投资途径，所以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基本没有发横财的机会，除非遇到继承海外遗产之类的奇迹。按照1955年的物价水平，一千元钞票可以在长春市内买一套可供一家五口居住的半新房屋。

　　会议结束，众刑警随即根据分工各自开展工作。刑警关思和、腾海飞去了“友好旅馆”，调阅了旅客住宿登记本，重点是抢枪案发生前几天入住该旅馆的旅客，并跟旅馆服务员个别交谈，询问这些旅客中有没有表现异常给服务员留下深刻印象的。问了一圈，没人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些入住的旅客也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使是持永吉县供销社介绍信登记入住的案犯“柳明贵”，如果不是前台服务员郝秋水偶然记住的那个片段激活了大伙儿的记忆神经，恐怕也没人会留意。

　　次日，关思和、腾海飞又用了大半天时间，跟昨晚没有联系上的那些单位打电话核实，此外，登记本上还有三个持派出所证明（那个年代要住旅馆，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就需要户籍地派出所开证明）入住的旅客，他们就给当地的管段派出所打电话。这番工作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完成，一一核对下来，案犯“柳明贵”住进“友好旅馆”之前五天入住该旅馆的五十三名旅客，均系寻常工薪阶层，身上携带的现金都不超过百元（这个数额在1955年时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

　　晚上，专案组刑警集中起来汇总情况，对于两路调查结果都觉得很不满意。第一路对“友好旅馆”的调查倒也罢了，看来案犯确实是随机选择了该旅馆，想撞得着大鱼就吃大鱼，撞不着那小鱼小蟹也是好的，总之是贯彻“贼不走空”的原则。第二路的调查结果就使人想不通了，根据案犯作案时选择的时间节点来判断，显然，他们很清楚耿家什么时候人最少。案犯事先踩点那是肯定的，估计出动的可能还不止一两个人。既然踩点，人就要露面，甚至还可能对耿家人进行短距离的跟踪，那为什么竟然没人留意到呢？

　　这天，耿连忠出车回来得晚了些，倒不是因为生意好，而是家里来了强盗，把他刚刚得到的人生第一笔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笔巨款给抢去了，心里非常郁闷。这天出车时，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事，后悔不该不听老婆的建议把钱钞存到银行里去。越想越是沮丧，下午四点过后，他干脆不载客了，去了发小胡金蒙家。老胡见他满脸愁容不禁诧异，说老弟你刚刚发了一笔大财，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这副模样呢？耿连忠就把强盗登门之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越说越后悔，最后眼泪都快下来了。胡金蒙自是好言安慰，说既然如此，老弟你就别急着走了，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叫你嫂子弄几个菜，咱哥儿俩喝点儿小酒，好好唠唠。

　　要说胡金蒙也就不过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跟耿连忠一样，连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可是，他空闲时喜欢阅读，报刊书籍来者不拒，有啥看啥。看得多了，也就比较明白事理。他开导耿连忠说，摊上这事儿，你也不必沮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别再后悔了，即使那笔款子拿到手后你立刻存进银行，结果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存了钱，总有一纸存单或者存折吧？你把它放在哪里？还不是放在家里。强盗登门抢劫，搜不到钱，但会搜到存折，那还不是照样拿走（那时银行的存取款手续没有如今这般严格，既没有密码，也没有规定必须是本人，凭户口本就行）？他们赶在报案前去银行把款子提出来，那不是一样的吗？

　　如此这般说了一阵，耿连忠心里渐渐就觉得好过些了。回到家，见刑警登门，耿连忠连忙沏茶递烟。张斯勇掏出一包香烟放在桌上，说老耿茶喝你的，烟就抽我的吧。三人边喝茶抽烟，边貌似随意地聊天。其实刑警是有备而来，聊着聊着就把话题往案犯踩点上引。耿连忠说贼人踩点我知道，我蹬了十几年三轮车，解放前解放后都载过踩点的家伙，看他们那副样子我就可以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他们跟一般乘客不一样，第一是无论怎样装扮，都掩不住一副骨子里的歹人相，说话、看人都特别小心；第二，他们出手很大方，本来五六毛的车钱，通常都会掏个一块两块的……说到这里，老耿忽然抬手拍击自己的额头：“哎，我想起来了……”

　　耿连忠想起来的内容对于刑警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在抢劫案发生的头一天午前，他蹬着空车经过大同巷的时候，在一座木牌楼下被人唤住。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身高体胖，腰身浑如水桶，大饼脸，牛眼睛，双下巴，留着长波浪卷发，穿枣红色小羊皮单夹克和藏青色劳动布裤子，说话声音倒是比较温婉。上车后，耿连忠问她去哪里，她说也没想去哪里，就往前吧，心里不痛快，只想兜兜风，车钱嘛，一小时我付你五元钱，先付一小时，说着递过一张五元纸币。耿连忠窃喜，一小时给五元，那已经远远超过他平时一天的收入了，而且，既然兜风，那慢慢蹬就是，也不吃力。

　　当时耿连忠并没有注意到，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其实这个女子并未像她所说的那样“心里不痛快”。她上车后话很多，所说的内容如果不是因为她这身装束，甚至会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区里或者市里哪个机关派下来对三轮车工人的生活现状进行摸底暗查的公家人。她问耿连忠如今建国已经五年了，您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家住哪个区？有几间房？是自己的还是租的？家里有几口人？爱人有没有工作？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平时你们全家是怎么生活的？孩子的学校离家远不远？等等。

　　耿连忠在前面慢悠悠地蹬着车，她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问，因为那声音很好听，耿连忠暂时也就把那副尊容忘记了，老老实实地详尽回答。临末那女子说，师傅我跟您唠了一阵心情好多了，您就送我回去吧。耿连忠就把三轮车往大同巷蹬，还是在那座木牌楼前停下。老耿没有表，也不知道这一趟兜了多少时间，估摸可能不到一个小时，正想着是不是要退还一两元钱的时候，对方又递过一张五元纸币，说师傅虽然没到一个小时，不过跟您聊得挺开心的，这五元钱是我额外感谢您的，请您收下。

　　然后，厄运就来了。那个姘头警官关思捷前几年逃进了关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搭上了“保密局”那条线年春，关思捷奉命潜回长春收集情报，他打听到崔姬艳已经做了老板，而且还是单身，于是就来找她，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在天津做生意，这次来长春是为了采购人参。崔姬艳信以为真，留其住宿，每日酒食款待。关思捷到长春来是单枪匹马，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报告民主政府，所以基本不出门，一直躲在崔姬艳屋里，要见什么人，要打听什么事儿，都让崔姬艳出面。在长春待了十天，关思捷完成了使命，第十一天头上告别崔姬艳，欲返回关内。哪知，还没离开长春就被公安局逮捕了，崔姬艳也跟着折进了局子。

　　崔氏姐妹俩的关系倒是处得不错，崔姬霞对这个比她小一岁的不成器的妹妹一向关爱有加。她嫁了个军官，常年驻防河北，每年一次探亲假。平时崔姬霞是一个人过日子，这正好便于崔姬艳时不时来蹭饭，有时姐妹俩聊得晚了，崔姬艳就住在姐姐家。姐姐对妹妹很是信任，为方便妹妹出入，还给她配了一把家门钥匙。24日那天，崔姬霞下班后去医院看病，中午回到家里时，妹妹已经来了，还烧了几个她喜欢吃的菜肴。那天崔姬艳穿的就是枣红色羊皮夹克和藏青色的劳动布裤子，那头长波浪是一周前姐妹俩结伴去理发店一起烫的。

　　以“黑手”的个性，对这种女人只有一个办法——杀了了事。但现在不同以往了，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势，不到万不得已，他哪敢杀人灭口？再说了，崔姬艳眼下对他的威胁还是潜在的，所以解决方式也可以缓和一点儿，撇开她就是。可是，想想之前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钞，就这样放过她，“黑手”又觉得太便宜她了，就想让崔姬艳“作一点儿贡献”。正好坊间传闻三轮车夫老耿凭空发了一笔一千元的大财（传到“黑手”一伙耳朵里的时候，一千元已经变成了三千元），“黑手”就策划了一起抢劫案。

　　考虑到踩点可能会惊动耿家，或者给警方破案留下线索，“黑手”就安排崔姬艳出场，凭着她那套对付男人的水磨功夫，从老耿嘴里套取一应情况。他们一伙并不知晓老耿的确切住址，不过这不难，派个喽啰冒充老耿外地的朋友，到三轮车合作社打听一下就成了。那天早上，“黑手”指派同伙厉凤山（就是冒充“友好旅馆”副经理的那个主儿，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道上名号却叫“猛龙”）去老耿家附近待着，待老耿出门，便招手上车让去木牌楼。接着，崔姬艳就粉墨登场了。

　　“大鼻子”是“黑手”团伙的成员之一，长春本地人，据说搞枪时这家伙也是参与者之一，真名她不知道。崔姬艳和“黑手”等人厮混时听他们说过搞枪的事儿，还看见过他们搞到的那两支手枪，但并不知道这枪是怎么搞来的，也没听说过“友好旅馆”劫枪案。那天“大鼻子”告诉她，“黑手”这几天并没有离开长春，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避开崔姬艳。接着“大鼻子”又叮嘱：“嫂子，你以后见到陈哥，这话可不能让他知道，否则，陈哥要抽我的。”

　　专案组认为崔姬艳的口供基本可信。鉴于不能排除“黑手”突然去找崔姬艳的可能性，就安排刑警对崔的住所进行布控，必要时可以请当地派出所协助。众刑警分析，虽然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黑手”的踪迹，但根据崔姬艳交代的情况判断，“黑手”的同伙厉凤山、“大鼻子”等人还是有迹可循的。“黑手”团伙的数名成员并不是像啸聚山林的土匪那样扎堆儿在一起，因此“黑手”要物色类似崔姬艳这样的单身女子为自己打掩护。不过，厉凤山、“大鼻子”等人却不一定有这样的经济条件，他们平时应该是有固定住处的。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从这一点开始调查。

　　这户居民只有一个女性，姓武，名胜蓝，三十三岁。在阔别长春十五年之后，武胜蓝刚刚回到长春定居，不料却遭此厄运。武胜蓝出身于平民家庭，1938年父母染上传染病双双暴亡，随伯父前往天津生活。其伯父是天津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商业界人士。1940年，伯父作主把侄女嫁给一个刚从日本回国的老板吴紫久。当时，武胜蓝十八岁，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父母死后，她一切都听伯父的，此刻伯父让她嫁人她也依从。嫁过去后才知道原来是去续弦做填房，吴紫久比她大二十八岁，三个子女中有一个比她还大，一个与其同龄，最小的一个也已经十六岁。但木已成舟，她只好认命。

　　去年底，吴紫久因病去世，其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素与武胜蓝不睦，遂商量了一个把武胜蓝逐出天津的主意。他们联名向政府提出，要把其父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无偿捐献给国家。房管部门哪知原委，对这种进步要求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于是立刻批准。那么，已经在洋房里居住了十多年的女主人武胜蓝怎么办呢？吴紫久没有留下遗嘱，按说这种情况，武胜蓝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房子的产权应该由她和另三个子女平分。但那时还没有继承法，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随意处置的，房管部门给出的办法是，另给武胜蓝安排一处住所。

　　就这样，武胜蓝于三天前返回长春，由于携带的行李颇多，长春这边两个亲戚专程前往天津帮其搬运。昨天，她刚由亲戚陪同着前往派出所报了户口，今天竟然就遭到了抢劫。案犯作案的方式跟“友好旅馆”劫枪案如出一辙，先是有人叩门而入，自称是邻居老胡头儿的儿子，武胜蓝还在琢磨着老胡头儿是哪位高邻的时候，随即又进来四个男子，把门一关，众人一拥而上，迅速将武胜蓝捆绑起来，用抹布堵了嘴。往下，就是翻箱倒柜搜劫钱财，得手后迅速离去。整整三个小时，武胜蓝被绑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直到午后一位亲戚按约定上门来交割代收的房租时，才发现出了事。

　　“三官道”是个规模很小更没有什么名气的会道门组织，其成员全长春加起来也不过百八十人，基本都是像武施仁这种靠卖力气吃饭的劳动人民。按政策说，“三官道”仅仅属于“会道门”，并非明文规定必须取缔的“反动会道门”，但初解放时搞一刀切，虽没有宣布取缔，但通知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这一停止，也就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此“三官道”也就解散了。这段经历现在看也没什么，那个年月却是要被打入另册的，至少跟进步群众不沾边了，不论他技术再出众，人际关系再到位，也没有用。

　　徐逊二十二岁，是百货公司的柜台营业员。刑警跟百货公司的保卫科了解情况，保卫科干部老周对徐逊的评价不错。他告诉刑警，徐逊在学校里就已经是团员了，工作后，继续要求进步，三年学徒期中年年被评为优秀营业员、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优秀抗美援朝宣传员，满师后还参加了区、市的优秀青年代表大会。刑警听了这番介绍，频频点头，不过，该调查的还是要调查，刑警需要了解徐逊的以下情况：他平时跟哪些人交往，交往到什么程度；他的经济收入与开支是否相符；武胜蓝遭劫当天以及前后这段时间里他上班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反常，等等。

　　梁阿姨对徐逊就比较熟悉了，她每天都要跟小伙子见面，徐逊向单位请假要去天津接武胜蓝回长春定居的报告就是她批的。不料，百货公司劳资科不同意，说最近请病假的比较多，人手紧缺，让梁阿姨做做工作，能缓一缓就缓一缓。梁阿姨性格直爽，说话不大肯留情面，当时就发作了，说人家小徐是去天津接亲戚回长春定居的，这事怎么缓？难道让人家的亲戚别回来了？三楼楼面上的事儿由我来安排，他这一去也没几天工夫，我盯得住。这么一来，对方自是无话可说，只好批了假。

　　有一天他闲着没事，午后去公园转悠，遇到了一个正在打拳的老头儿。要说老头儿还真是其貌不扬，个子矮小不说，瘦骨嶙峋，脸色黄中带黑，双目死气沉沉，给人一副日暮西山行将就木的感觉。郝愣儿倒还是有些善心的，见老头儿打拳的动作缓慢，似是有气无力，猜想对方可能是饿的，就掏出几角纸币递过去，说大爷您没吃午饭吧，去公园门口对面的小店吃碗面条吧。小老头儿白了他一眼，说小伙子你怎么知道我没力气，要试试吗？郝愣儿乐了，说那您就推我一下试试。小老头儿只伸出一个指头在他肋间弹了一下，郝愣儿当即痛得蹲了下来，知道遇上高人了，缠着老头儿要求拜师学艺。小老头儿说拜师就免了，你年龄太小，拜我为师会乱了这一门的辈分，我教你几招留着防身用吧。郝愣儿跟对方学了三个月，虽然看上去只是些简单招式，但都是真本事，寻常三两个大汉不是他的对手。他还想继续学下去时，那老头儿却再也不现身了。

　　那是郝愣儿十八岁时的事儿，此后他的生活轨迹就改变了，主要是朋友改变了，经常“以武会友”，结交了一些流氓痞子，动不动就跟人动手，遇事信奉暴力原则。为此，郝愣儿两次被警方传唤，一次是派出所，扣留了一天一夜；另一次是分局，拘留了一个月。郝愣儿吃了苦头，收敛了一些，跟那班惹祸朋友交往少了，也注意跟街坊邻里搞好关系了。那天，武胜蓝回到长春，从火车站叫了两辆大板车把行李拉回家，与其住同一个大院的郝愣儿正好在家休息，相帮卸车、搬运、摆放什么的忙碌了一阵。武胜蓝为表示感谢，还送了他一盒十八街麻花。

　　本来他也并不在意，没想到次日武胜蓝遭了劫。他毕竟是当干部的，勤于思考，还有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郝愣儿之流的习惯，马上联想到不知此事跟郝愣儿是否有关系，正好这时专案组刑警挨门挨户走访收集线索，他就向刑警反映了此事。走访的刑警对于老黄反映的情况很是重视，当即询问和郝愣儿一起喝酒的那几个青年的模样。可是，老黄说因为距离有点儿远，他又是近视眼，所以只留意了郝愣儿，其余几个没细看；至于说人家“一看就不是善主儿”，那是由于他们那副吆五喝六的做派给他留下了印象。

　　七、要案告破求见郭鼎的那位，就是曾被专案组传讯过的金哥金锁定。这主儿一度被传为长春地面上的第一黑老大，又有人举报其跟丐帮发生纠纷时曾亮出过两支手枪。不过，专案组调查后发现，手枪是假的，而此人虽然跟长春乃至外地来长春的各路黑道人物时有交往，但实际上并不曾做过什么歹事儿，黑道只不过是利用其名声作为传声筒和烟雾弹而已。专案组查明情况后，自然要对其进行一番教育，并关照如若有“黑手”团伙的信息随时向专案组报告。专案组长考虑到这主儿长期作为名义上的黑老大，虚荣心颇重，为提高其积极性，便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给他，让他有事可直接跟自己联系。

　　老金原本就对儿子跟黑道人物厮混不满意，曾三番五次劝说过，但收效甚微。这次听儿子如此这般一说，自是大喜过望，对儿子说，你也老大不小奔三十的人了，是咱金家唯一的男丁，古人教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吧，生儿育女才是正经事。金哥说对象我已经找到了，要不，我先找个地方住一阵，把对象请过去陪我，我们俩过一段闭门不出的日子，也不跟外界联系。时间长了，黑道上那班朋友也就渐渐把我忘了，从此两不相扰。

　　没有料到，金锁定的这份平静日子只过了三天，就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写着“知名不具”。金哥见之暗自吃惊，寻思对方是什么来路，刚搬过来三天，竟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住址了。拆开信封一看，落款竟是一枚手掌图案的印鉴，用的并非通常使用的红色、蓝色印泥，而是墨汁。金哥的智商还是可以的，一看就明白了，写信人肯定是“黑手”陈望富。“黑手”在信中说，上次蒙金哥不弃，在“六合楼”请他吃饭，他现在想回请，希望金哥赏脸，于11月3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前往“六合楼”，届时他会在二楼恭候。

　　11月3日午前，专案组一干刑警化装成食客分批悄然前往“六合楼”。“六合楼”是一家上下两层、三个门面的中档饭馆，已经经营三十个年头了。创始者名叫岳峙渊，自称是岳飞后代，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不过，岳峙渊是六合门高手这一点倒是武林中人一致承认的。他原是经营中药材的，后改行经营餐饮，开了这家“六合楼”，专营药膳，生意倒也不错。抗战胜利那年，岳峙渊病逝，饭馆由其长子岳立水接班。十年后公私合营，岳立水担任经理，饭馆改名“公私合营六合楼饭馆”，但社会上还是习惯性地称其为“六合楼”，经营特色也有了改变，大幅度削减药膳，改做岳飞故乡河南省的大众菜。岳立水继承了家传的武术，是当时长春武林的名人，与专案组的两个刑警有武术同道之谊，这为沟通工作提供了方便。

　　专案组分析，根据金霆峰、韩水运的陈述，“黑手”团伙原本是为抢劫而来，但所获财物与他们事前的预期差距甚大，遂临时决定绑架袁冬玲。归根结底他们为的还是钱财，因此袁冬玲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估计“黑手”很快就会跟金锁定联系，警方须加强对金霆峰、金锁定父子目前那两处住所的监控。考虑到这伙案犯可能正在作逃窜外地的准备，急于将手头的赃物换成现金，有必要加强对销赃渠道的布控，同时通知全市各派出所马上召集管段内居委会治安干部开会，通报嫌疑人的外貌特征，要求各居委会加强访查，特别留意在居民家留宿的外来人员。

　　“黑手”团伙共有五名成员，其中厉凤山、罗春雨（即“大鼻子”）、卞介顺系长春当地人，“黑手”陈望富和朱沅平（也是一名越狱逃犯）家在外地。陈、朱两人知道自己的逃犯身份过于敏感，不敢落脚于厉凤山等三人家中，也不敢继续使用盗窃获得的空白介绍信去住旅馆，只有想办法找落脚点。“黑手”在长春市内有三个姘头，他就轮流去住，把朱沅平安排在位于范家店区裕民村外三里远的一处废砖窑里。废砖窑靠山而建，窑口被枯萎的野生植物遮掩着，与山坡浑成一体，不走到近前很难发现。五名案犯绑架袁冬玲后，盗窃了一辆客运三轮车，把袁载到砖窑关押，他们自己也在这里藏身。“黑手”准备拿到赎金后立刻离开长春，去其他城市“发展”。

　　经讯问查明，“黑手”陈望富越狱之后，勾结同是逃犯的朱沅平撬窃了永吉县供销社，之后来到长春。“黑手”以前在长春作过案，与“大鼻子”等人相识，这次与那伙人联系上以后，即开始策划作案。为表示同心协力，他们歃血为盟，对天八拜，义结金兰，自称“好汉帮”，还制定了八条帮规。诚如专案组所料，他们利用窃得的永吉县供销社的空白介绍信让“猛龙”厉凤山入住“友好旅馆”，只是想实施针对一般旅客的抢劫，没想到正好撞上松江公安处那两个携枪便衣。“黑手”一听有枪，顿时来劲儿，随即改变了计划，冒充旅馆经理敲开了两个便衣的房门，作下了劫枪大案。“好汉帮”有枪壮胆，变本加厉，接二连三作案，终于走上了覆灭之路。